水浒该从何说起｜文史宴 作者王路

杨柳河桥

《水浒》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。老生常谈，意味着极难谈出新意。

《红楼梦》第六十四回，林黛玉做《五美吟》，薛宝钗评价说：“做诗不论何题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。若要随人脚踪走去，纵使字句精工，已落第二义，究竟算不得好诗。”

古人喜欢咏史。但最值得题咏的史材很有限。一个王昭君，千百年来有很多人咏。杜甫“一去紫台连朔漠，独留青冢向黄昏”，十分好，而且最容易想到。王昭君之所以令人感叹哀婉，就是这种情愫。但杜甫既已开笔，别人就不能再“独留青冢向黄昏”了。

欧阳修“耳目所见尚如此，万里安能制夷狄”，说皇帝连身边的人都如此缺乏了解，哪有万里之外的远见呢。这当然没有杜甫的好，因为人们最关心的是王昭君，不是皇帝。但杜甫既已关心过王昭君，欧阳修再关心她，就落杜甫的后尘了。他转换视角写皇帝，也能自出新意。

到后来的王安石，既不能同于杜甫，又不能同于欧阳修，他写“意态由来画不成，当时枉杀毛延寿”。单从意思上论，其实是没啥道理的。意态画不成，相貌还是能画成的。不过，他的视角又有转换，从王昭君、皇帝身上跳开，转向毛延寿，因此也能独出心裁。

到了曹雪芹，能腾挪的空间更小，只好“君王纵使轻颜色，予夺权何畀画工”。单就诗而论，水平是每况愈下的。但就难度而论，却是越来越不易。所以，懂诗的人自然也会肯定欧阳修、王安石和曹雪芹的咏昭君。因为即便让杜甫再咏昭君，他也不好开笔了。

如果要写好，一定要写别人不曾写过的东西。据说陈寅恪上课有三不讲：书上有的，他不讲。别人讲过的，他不讲，自己讲过的，也不讲。陈寅恪的话有一点夸张。你不可能讲的东西别人完全没讲过，书上完全没有，那就纯粹是开脑洞了。他这么说，是要突出这种精神。我们领会他的精神，却不能拘泥他的字句。唯有基于旧的东西，开出新东西，才有意义。所以孔子说，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一个人有没有资格当老师，就看他能不能从旧东西里边温出新的东西来。

我高中时看《红楼梦》，还不太懂，觉得薛宝钗说的有问题。难道写东西就非得刻意跟人不一样才算好吗？现在自己写东西，就明白了，不该计较她说的对不对，而应当发掘她议论中精到的地方。越是精到的议论越容易有瑕疵，瑕疵不在于她讲的不对，在于你换了视角和立场。如果你因为吹毛求疵而忽略了她精到的地方，就是买椟还珠了。所以禅宗说不能死在句下，“一句合头语，万劫系驴橛。”

虽然如此，谈到宝钗这段话，就不能不谈程子一句话，“事之无害于义者，从俗可也。害于义,则不可从也。”

如果要故作新奇，定要跟人家不一样，为求异而求异，就是很不高级的做法。比如人家写鲁智深好，你就写鲁智深坏，人家写宋江坏，你就写宋江好。如果你真这么觉得也就罢了，如果先立一个意思，定要跟人家不同，才出发去找证据，就很俗气。虽然追求不俗，但结果只是具体的俗法跟人不一样，俗气本身则是一样的。

刻意求异很简单。凡事可以论心不论迹。哪怕形迹上再好，你说他是蛇蝎心肠，发心有问题，未尝不能找到证据。而且，只要你仔细搜，会发现，《水浒》中但凡重要的角色，好的坏的评价都有，无论你说好还是说坏，都落窠臼。仅止于好坏的区分实在太简单了。要跳出这种简单的对立，发现好和坏的牵缠，善与恶的纠葛，发现具体事迹的复杂与人心的莫测，才好看。

我不敢说做到，但不敢不向这方面努力。

迄今为止，写了这几篇：卢俊义之妻、扈三娘与李师师、石秀之恶、李忠之厚、林冲之愚，武松之慧、李鬼之妻、鲁智深之俗。（作者注：当时是2015年8月，这篇是一次讲座中所谈，潘金莲、武大郎等篇目当时还没写，部分题目现在也改了。）

其中，林冲、武松、鲁智深最难写。别人写过太多遍了，该谈的东西，别人都谈了。我的第一刀是从侦察能力入手，不写他是好是坏，只写他的业务水平，就是一个还可以的切入点。从这个切入点下手，就会发现别人不曾用过的材料和证据，林冲两段提刀寻人的事，别人似乎都不大留意，单看也没啥意思，但和武松一对比，意思就出来了。

进一步升级对比就会发现，林冲和武松有很多遭遇是类似的。林冲刺配过，武松也刺配过；林冲被押解的公差图谋害命，武松也有；林冲见过差拨、管营，他们要索贿，武松也见过差拨、管营，也要索贿；林冲去过柴进庄上，武松也去过；林冲碰见过柴进的客人，武松也碰见过。乃至林冲和鲁智深是好朋友，武松和鲁智深也是好朋友。而鲁智深在《水浒》前半部分和林冲走得近，在后半部分又和武松走得近，这种转变也很有味道。

这么一比较，就发现，林冲和武松算是《水浒》里的一段大互文，再考察两个人的出身，一个体制内，一个体制外。那么，这一篇的思路就出来了。材料还是大家都见过用过的材料，但是，放在这个视角下铺排比较，就是我的文章新的地方。

写鲁智深要比写林冲、武松还难。因为林冲、武松是两个人的对比，这种对比和展开的视角，本身就让它有独特性。但鲁智深是单写一个人，他又不像李忠、李鬼那样是被忽略的小人物，就尤其难。

我考虑过写朱贵、公孙胜、薛永，但一直没发现他们身上有什么值得挖的地方，因为本身就故事单薄，还不像李忠那样有换一种视角关怀的点。如果写他们，就得靠开脑洞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自己有点孤独，想到《红楼梦》里那支《寄生草》，“没缘法展眼分离乍，赤条条来去无牵挂”，很有诗意。再加上鲁智深是天孤星，本身就带个“孤”字。所以，从孤独的角度入手，写鲁智深的孤独，要比写鲁智深的乐善好施慷慨大方有意思的多。

这未尝不是一种写法。这是托物言志，借物抒怀，是将自己的情绪赋予鲁智深。而如果鲁智深本身没有这种情绪。那么，你其实不是在写评论，而是在写诗。《寄生草》是一支曲子，是戏文，所以好。如果是一篇议论文章，就很难好看了。不同的文体承担不同的功能，不可不辨。

我仔细读了好几遍《水浒》里涉及鲁智深的文本，发现鲁智深并不孤独。虽然也可以找出一些琐碎的证据，发挥鲁智深的内心世界，但都不太站得住脚。写文章肯定是要开脑洞的。你完全不开脑洞，文章就不必写了，人家直接读《水浒》就行了。但开脑洞和释文本之间需要有微妙的平衡，不能无视书里基本的设定，不宜为求异而曲解。

有人讲《水浒》，先假定鲁智深是个坏人，他无论干什么好事，你都从心理活动中寻求另一种可能性。这种可能性虽然未必不存在，但太单薄。因为这是小说而不是史料，完全没有更多的文本来证实或证伪你的猜想。因此，这种做法欠高明。

《石秀之恶》的立意就欠高明。施蛰存写过一篇小说，说石秀暗恋潘巧云。施蛰存的是小说，虽有一两点基于文本，但主要靠开脑洞，平添了不少自己的想象。我的《石秀之恶》，从文本里发掘出一些别人未尝留意的证据，这就弥补了立意上的欠缺，能把文章做得实一点。文本中有有利的证据，也有不利的证据。对待两条最不利的证据，不能回避。一回避，文章就单薄了。哪怕它会削弱你的论点，但厚实的文章需要直面它，给出解释。我给出了我的解释，这么做了，《石秀之恶》也就有存在的价值了。

但石秀是小人物，鲁智深是大人物。写鲁智深，就绝不能照猫画虎地走这条路。写一个人好，容易；写一个人坏，也不难，但写一个人不好不坏，就很难。因为你很难在不好不坏中写出观点和立场。但实际上，很多人身上有好有坏，你单说他的好，或者单说他的坏，都很肤浅。鲁智深这个人，作者设计他的形象时，先定地把他设计得很好，乃至他不好的地方，吃肉喝酒打僧人，也是为了衬托他的好。他每次打一个好人的时候，都是在打抽象的人。

比如，五台山的僧人挨了鲁智深的打，但僧人很抽象，你不会站在僧人这边同情他。而鲁智深打一个恶人，这个恶人就很具体，比如郑屠。这样鲁智深打得就对。这就好比那句话，你会不会为了拯救全世界而杀死一个小女孩？看起来，全世界比小女孩重。其实是假象。小女孩要比全世界重，因为小女孩具体，全世界抽象。在谈到全世界的时候，你还不会把这个概念引申到每一个具体的人，但谈到小女孩的时候，第一，你知道她的年龄段，她是小孩；第二，你知道她的性别，她是女的。小、女、孩，这三个字，每一个字都会勾起你的同情，而“全世界”只是个空洞的概念。

你让一个人杀一万个抽象的人，别人不会觉得他杀了什么人，他只是在践行“杀人”这个概念。但杀一个具体的人，有血有肉的人，就非常不一样了。

既然作者设计鲁智深，就把他设计成了好人，鲁智深的好，是秃子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的，你还有什么说的呢？他的好，别人都嚼过了。但是，跳出这一层，这种好究竟真实不真实，为什么鲁智深被喜欢得没有任何争议？这个话题就稍微有意思了，但仍然不够。

如果《鲁智深之俗》只有前面两节，就是一篇披着《水浒》皮的鸡汤。但我进而考察，为什么鲁智深会是这么个形象？这种禅宗僧人的形象有什么渊源？它就开始渐渐摆脱鸡汤的成分，有一点味道了。我相信单讲鲁智深的人，几乎不会谈到这一层，因为他的知识结构背景和我不一样。《鲁智深之俗》谈到第三节，就慢慢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了。到第四节，谈到牟宗三、熊十力，可以说是跑题了，也可以说谈到别人谈《水浒》不太留意的地方了。

《李忠之厚》比较容易写，因为李忠是个从来不被关注的小人物。没有一个人拿他当主角。我专门辟一篇文章，让李忠成为主角。一个没有本事的小人物，如果你真的站在这个小人物的角度上，去体会他的难处，就会发现，那种“不爽利”、“小气”，都是对他的误解。

我们往往说一个人是什么样。其实完整的说法应该是，一个人在什么样的视角下是什么样。鲁智深眼里的李忠，和周通眼里的李忠，以及李忠自身眼里的李忠，肯定是不同的。你站在周通和李忠角度上去看李忠，就会理解和同情他。站在鲁智深的角度上去看，就难免对他有偏见。世界就是这样参差不齐的。每个人不能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看问题，就会充满偏见。而读小说的人，通常是站在主角角度上，和主角同鼻孔出气，那么，就看不见小人物的可怜与可爱。我写李忠、李鬼之妻、卢俊义之妻，这三篇的独特性，都是由于“移形换位”的视角。

用这种视角看问题，会发现王伦并没有那么小气和狭隘。以杨志的视角为客观的话，王伦就并不小气。不过，阮小七评价过王伦的小气。我当时没留意，后来才发现，是个欠缺。

《李鬼之妻》不是特别满意。该发挥的地方发挥得不透，有点辜负这个话题。我主要想写李鬼家里的穷，突出一对没本事的夫妻生活的窘迫，你知道她穷，会同情她，理解她的难处。对于她可能犯下的过失，也会容易宽宥。而且，夫妻之情甚笃是很值得留意的地方。一个女人嫁给这样没有本事的男人，却愿意为他戴一朵野花。家里有头饰，因为穷，不舍得戴，放在篮子最底下，结果被杀了她丈夫的人夺走。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。

李鬼之妻也没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。我提出一个假说，李鬼之妻可能并不知道李鬼打劫的事，最主要的证据是她完全没想到李鬼的腿是被砍伤的，如果知道丈夫打劫，她就容易想到这一层。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，但依然不能说是铁证。因为李鬼肯定天天回家，而李鬼告诉李逵自己曾经打劫成功过。不过，李鬼对李逵说的话，未必完全如实，也可能是为了维护面子才这样讲。当同时有很多可能性存在的时候，我能够做的，是提出一种可能性，而不是论断。如果论断，就会助长文章的武断和粗率。

这篇文章本来可以写得更好，可以更加发挥李鬼夫妇之情笃，以及贫贱夫妻百事哀，可惜都做得不够。这是受限于我的笔力，以及写作时间的仓促。

《卢俊义之妻》是这个系列的第一篇，也是我相当喜欢的一篇。写了整整一天，一万多字，在我的写作速度里是非常快的。

这一篇的结构，借用了唐朝诗人沈佺期的《独不见》，也叫《古意》。“卢家少妇郁金堂，海燕双栖玳瑁梁。”这两句简直是为卢俊义之妻量身订做的。既有“卢家少妇”，“海燕”的“燕”又是燕青的姓。这是很偶然的巧合。文章的结构也就依据这篇诗展开。卢俊义去梁山，“十年征戍忆辽阳”，行程由夏至秋，也契合“九月寒砧催木叶”。卢俊义不思归来，“丹凤城南秋夜长”，而临走时卢夫人叮嘱他寄信，他忘在脑后，又暗合“白狼河北音书断”。

最后，“谁为含愁独不见，更教明月照流黄”，这种闺怨，正体现一个女人在命运面前的全然无力。我站在纯粹同情卢夫人的立场上，反对向来对卢夫人的批评。卢夫人最后被她丈夫亲手杀死剜心。这样一个女人并没有任何的过错。她嫁给卢俊义五年，得不到宠爱。不仅身体不被爱惜，连对丈夫的牵挂和担忧都从来不被体恤。她一生完全没有左右命运的能力，只能被命运摆布。更遗憾的是，千百年来的人，从来都是痛骂这样的女人，而不去体会她的可怜。小人物在命运面前孱弱无力，而现实中，我们都是小人物。

这篇文章我写得很激动。从早上写到晚上，写完回家，路上心绪还不能平静，以至于闯了红灯，因为根本停不下来。好在我骑的是自行车。

《扈三娘与李师师》的形成比较偶然。先是发现疑虑，然后去推寻，慢慢摸索出一条脉络。疑虑的起源是，梁山杀了扈三娘全家老少，扈三娘还心甘情愿待在梁山，岂不是有点傻，还是说，扈三娘受了欺瞒？

另外，有很多人怀疑，宋江早就霸占了扈三娘，扈三娘不从，宋江才把她给王英。我从文本里寻求依据，很快发现，这种猜测并不合理。它首先基于扈三娘貌美。但只要读细点，就能想象，不论她美不美，至少身材是不好的。而且王英并不是看见她貌美才上前，只是听说是个女的。有了这些证据，再考察宋江前后接触女人的历史，就会发现，宋江不是不好女色，是压根儿看不上扈三娘。

然后，梳理宋江和女人打交道的经历——逢阎婆惜，见李师师，种种细节，一疏理发现很多有味道的地方。只要你一个字一个字地读，往细了咂摸，味道就出来了。由此发现李逵潜意识中痛恨宋江的地方。这一点往往被读者当成笑话看，当成一出偶然和误会。但这重误会的背后，却隐藏着很重要的东西。于是，渐渐从细节上升到宏观，上升到梁山泊这个生态聚落的稳定性，从逻辑上和现实中推寻它文字背后隐去的可能，就对解释梁山命运的走向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。

成都苏刚

读了，哈哈。前人已经写到很到位了。今天在翻来覆去倒腾，意义不大。

杨柳河桥

成都苏刚 发表于 2022-11-15 08:45
读了，哈哈。前人已经写到很到位了。今天在翻来覆去倒腾，意义不大。

是啊，写昭君那一段说得好，要有独特的视角，从昭君写，从皇帝写，从毛延寿写。